八大山人和石涛和尚是中国书画史上两位杰出的书画僧。他们同是明朝宗室后裔，却天各一方，只是，彼此非同寻常的艺术创造力，却使两位巨匠结成一段神交奇缘，从而流传出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一段美谈佳话。

清初画坛巨匠石涛，自康熙三十一年冬（1692）到扬州定居，直至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逝世，在扬州生活了15年。在这15年中，石涛的绘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也正是这期间，石涛与同时代的大画家八大山人结下了情深意笃的书画缘，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传为佳话。

共同的命运

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朝宗室后裔、末代王孙，共同的命运使他们与书画结缘。石涛是广西全州人，原名朱若极，是前明靖江王王赞仪的第十代孙。石涛五岁时，南明弘光政权覆灭，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，可这时广西的靖江王朱亨嘉（即石涛生父）也冒失地自称监国，半年后被唐王部将所杀。时石涛年幼，由王府中太监背走，逃至武昌剃发为僧，浪迹天涯，拜名僧旅庵本月和尚为师，开始学习绘画。八大山人原名朱耷，长石涛十六岁，于明天启六年（1626）出生于南昌弋阳王府，为朱元璋第十六子小宁王朱权的后代。南昌弋阳王府为世代尚文的书画世家，朱耷自幼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。然而，随着闯王进京、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和清军大举南下，占领南昌，明朝宗室遭受了清军追杀，朱耷只得东躲西藏，二十三岁时不得不削发为僧，遁入山门，一边静心修禅，一边作诗作画，满腔悲愤形诸笔墨。三十年之后当了一段云游画僧，又佯狂还俗，回到南昌，在他五十九岁时，开始用“八大山人”的书画题款。此时他的书画艺术已具有很高的造诣，特别擅长于花鸟画。两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乃尔，这是因为命运注定了他们将随着明朝的兴衰而沉浮。

书画结缘

两个生不逢时的画僧，天各一方，山高水远，他们的书画缘怎么结下的呢？这就要归功于画商从中牵线搭桥，使石涛未见八大山人其人而见八大山人其画。八大山人入世还俗以后，生活来源主要靠替人作画或卖画度日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八大山人也结识了不少书画商人。那时的南昌书画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，而扬州作为全国的商业中心，经常有盐商富豪委托书画商到南昌购买“江西画派”八大山人等人的书画作品。康熙二十五年（1688），八大山人当时寄居在南昌的北兰寺，靠为寺院绘制壁画糊口，八大山人通过他人结识了既是书画鉴赏家、又是画商的方世琯。此人是安徽歙县人，久居南昌，而且经常往返于扬州和南昌之间。方世琯与当时的南昌书画名士交往非常频繁。八大山人认识方世琯之后，经常到他在南昌的寓所水明楼，将自己的作品转手卖出。后来，八大山人又通过方世琯认识了一个住在南京的画商程京萼。程经常往来于扬州、南京和南昌之间，将买主所定下的画题与绘画材料转达给八大山人，并代买主预付润笔费用。当时八大山人的画名已“名满天下”，从扬州慕名前来的朋友也很多，其中有一位叫李彭年的买主，每次有熟人来江西，都会托人捎钱求八大山人的字画，李本人也经常往来于南昌、扬州，和石涛交往密切，石涛曾为他画过《松庵读书图》。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经画商源源不断地带到扬州以后，在当时的书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在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前，八大山人和石涛虽未曾谋面，但石涛对八大山人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。早在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石涛在给一本册页所写的题跋中，一口气数出他所知道的同时代的画家九人，对南昌八大山人的评语是“淋漓奇古”，这一评语是允当的。可见石涛对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是熟悉的。

情牵“大涤堂”

石涛在知道了八大山人有关情况后，对这个和自己有着一样身世的前明遗民画家越来越关注，并最终通过书画、信件往来而成神交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春，八大山人书写《桃花源记》一段寄给扬州，请石涛补图，石涛接着补画山水，并题识一段成卷。秋天，石涛在扬州画《春江垂钓图》寄赠八大山人。两年以后，石涛在八大山人七十岁时画的《水仙图》卷上题诗一首：“金枝玉叶老遗民，笔耕精良迥出尘；兴到写花如戏彩，眼空兜率是前身”。诗后又题写了一段跋文：“八大山人即当年雪个也，淋漓仙去，余观偶题。清湘瞎尊者济，大涤堂下”。原来石涛以为八大山人已经去世了，后来知道自己搞错了。石涛又写信给八大山人，请他为自己在扬州新建的“大涤堂”作画，这封信就是委托扬州的李彭年带到南昌交给八大山人的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石涛收到八大山人创作的《大涤堂草图》非常高兴，兴致勃勃地在上面作了一首长诗，对八大山人的人品和书画给予了由衷的赞叹与评价。

石涛曾经在一幅山水画上，画自己坐在船头，并题上“我坐小舟惟自对，哪个不忆个山僧”的诗句，寄托了与八大山人之间的深情厚意。（扬州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