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磬声回“想” 倾诉千载
夏朝是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,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,青铜时代初期。夏朝延续四百余年,约在公元前16世纪被商所灭。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,是中国第一个保留文字记载的王朝,在文化、青铜冶炼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平。夏商器物特征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,器物造型、纹饰多有一定的政治色彩,有种狞厉威严之美。
青铜器是夏商时期生产力的主要代表。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青铜片和小件青铜器。夏朝时,工匠们已有能力铸造复杂青铜器,有爵、角、盂、鼎、戈、箭镞等。铸造方法为合范式,并具备了镶嵌绿松石技术。器物纹样有兽面纹、乳丁纹、云纹等。虽然此时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质地方面较为单薄和粗糙,但开辟了我国青铜冶铸业先河,为商周青铜器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。
商朝晚期工匠已经可以熟练的使用分铸法,即把青铜器分为几个部分冶铸,然后再进行铸接。但总体上,商朝青铜器的冶铸方法多为直接范铸,具体步骤为:
1.用泥土先制作一个铜器的基本形状并刻画纹饰。
2.翻范,把细泥土贴按在泥模表面,使泥模形状和纹饰反印在细泥上,晾干为泥片。
3.合范,将泥片烧制成陶范,这样更加坚硬不易变形。将陶范拼合,作为青铜器外侧,称为“外范”。把翻范用的泥模削薄,制成青铜器内侧,称为“内范”。内外范合成一体,二者的间距即为青铜器厚度。
4.将铜液注入陶范空隙中,凝固后,打碎陶范,即得青铜器。然后对其进行打磨和整修。由此可知,陶范是一次性用品,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,故世间没有两件一模一样的陶范青铜器。
商朝后期青铜器的种类增多,有生活用器、礼器、兵器、乐器,甚至是车马器等,大型的熔炉直径可达八十厘米。
夏 镶嵌十字纹方钺 上海博物馆藏
器物示例:镶嵌十字纹方钺,通长35.6厘米,刃宽33.2厘米,厚0.9厘米。钺是古代用于杀戮的刑具,该方钺大而重,不便于使用,且器身镶嵌绿松石,应是礼器。该器方形平刃,刃上部有两方孔,似用于捆扎皮条。器物中心有一圆孔,周围镶嵌六组绿松石十字纹,纹饰较为特殊。
商 龙形觥 山西博物院藏
器物示例:龙形觥(gōng),高19厘米,通长43厘米,宽13.4厘米。这件青铜器堪称国宝级文物,造型独特,纹饰奇绝。其长腹弧鼓,后部直平,背为弧形铜盖,内有横榫可与器身扣合。铜盖中央有一蘑菇形钮,器身两侧附有两对贯耳,可把龙形觥吊置起于火上,器身另一端有口可散蒸汽,底部有矮圈足,又可平稳置于地面。
兽首状的一端,鼻翼、双目凸起,兽口龇牙咧嘴,显示出狰狞的凶狠状。纹饰以龙、蛇为主体纹样,结合旋涡纹、几何纹等其它纹饰,种类繁多。充分显示了商朝贵族骄奢淫逸,酗酒成风之态。
商 后母戊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器物示例:后母戊鼎,高133厘米,口长112厘米,口宽79.2厘米,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。此器物曾名“司母戊鼎”,重832.84千克,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。
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,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运,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。后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,当年村民锯下一只鼎耳,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找到,如今所见鼎耳是补铸品,为一大遗憾。新中国成立后,此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(即中国国家博物馆)。
此器器身呈长方形,口沿较厚,轮廓方直,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。鼎身四转角处均有扉棱,下有四足。器身以云雷纹为地,耳饰浮雕鱼纹,外侧有双虎食人首纹,腹、足饰饕餮纹。腹部内壁有“后母戊”铭,为商王母亲庙号。
商朝青铜器是商朝礼制的重要载体和物化体现形式,反映着商朝礼制的各方面内容。后母戊鼎是王室重器,其造型、纹饰、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,是商朝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。
据检测发现,此鼎含铜84.77%、铅2.79%、锡11.64%,基本符合《考工记·筑氏》所记鼎的铜锡比例,青铜文明的传承脉络可见一斑。
西周是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,器型多样、纹饰规整,器物铭文字数逐渐增加,出现了长篇铭文。这一时期,青铜器铸造已颇为规范,铜矿采冶环节明确,分为探矿、开采、选矿、冶炼等多个步骤。
时至今日,人们对夏朝的认识仍十分有限,对于夏人是如何生活、如何认识“美”的知之甚少。商朝人嗜占卜与人殉,尊神而又敬鬼,其精美器物不仅是财富权利的体现,也是沟通天地、联络神人、震慑平民的法器。因而器物造型与纹饰逐渐变得威严诡异,既体现着宗法制度,又表现着信仰和思想。夏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开端,处于中华文明的前期,其器物、社会、经济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种生机盎然的成长之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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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选自中国民间艺术品收藏评估委员会编著出版
《艺术品鉴定丛书-中国器物简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