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 《文同墨竹图》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元代画竹名家李衎（字息斋）在《息斋竹谱》中记道，他早年常听说苏轼、黄庭坚等人十分推崇文同画竹，很想一睹风采。最初在钱塘看到十余幅，总觉得并不起眼，暗暗思量苏黄等人的赞誉，大概缘于他们之间的交谊而已。不久他在朋友处终于见到了文同墨竹真迹，不禁概然，深憾自己闻见寡陋。惊叹文同墨竹“不异杲日升空”，在他看来没有比文同更能使他折服的了。

借物抒情是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在文人心目中，梅花孤高、幽兰洁操、秋菊凌霜，不同的花卉均代表着特定的含意，这是长期以来画家和观者所相互默契的。以竹入画有称始于唐。竹的寓意是丰富的，北宋《宣和凾谱》认为“花之于牡丹、芍药必使之富贵，而松竹梅菊必见之幽闲”。同是宋代，李昉在他的《文苑英华》中称竹有“刚、柔、忠、义”四德，并解释道：“劲本坚节不受霜雪，刚也；绿叶凄凄翠阴浮浮，柔也；虚心而直无所隐蔽，忠也；不孤根以挺耸，必相依以擢秀，义也。”他对竹的看法是不同的是人格化了的竹。苏轼更在《墨君堂纪》中赞扬竹子“得志，遂茂而不骄；不得志，瘁瘦而不辱，群居不倚，独立不俱”，没有什么比竹子更能象征文人的气节了。李衍更给竹增加了伦理色彩，他认为“竹之为物”;“散生者有长幼之序，丛生者有父子之亲”。在他们看来，竹既可以言志，更可以寄情的，说是画竹实即画人。

画墨竹始于文同。文同（1018-1079），字与可，世称石室先生，四川梓潼人，北宋皇佑年间进士，元丰初年任湖州太守，故亦号文湖州。至于画竹，他曾对好友苏轼有过表露，说：“吾乃学道未至，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，故一发于墨竹”，可见画竹是他渲泄情感，遣发胸怀的手段。苏轼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，也擅画竹。由于文同、苏轼等的倡导，宋元间画墨竹之风大盛，名家辈出。如元代赵孟俯、李衍、柯九思、吴镇、倪瓒，明初王绂、夏昶等等均以文同为宗师，后人则以“湖州竹派”;称之。竹也就与文人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本幅墨竹纵131.6厘米，横105.4厘米，双拼绢本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吴镇在《墨竹谱》中将这种构图称之谓“俯而仰”。此图竹竿曲屈而劲挺，似竹生于悬崖而挣扎向上的动态。《宣和画谱》认为“竹本以直为上，修篁高劲，架雪凌霜，始有取也”，此种弯曲的竹子自然是不可取的。而据记载文同却偏爱画纡竹，或许正因为变形而又顽强向上的竹子，更能引起他的思想共鸣。此图竹竿用笔自然圆浑，墨色偏淡，节与节之间虽断离而有连属意。画小枝行笔疾速，柔和而婉顺，枝与枝间横斜曲直顾盼有情。此图之竹叶更是笔笔有生意，逆顺往来，挥洒自如，或聚或散，疏密有致。在墨色的处理上更富有创造性，以浓墨写竹叶的正面，以淡墨表现竹叶的背面，使全图更觉墨彩缤纷和有丰富的层次。综观全图，竿、节、枝、叶，笔笔相应，一气呵成。充分体现了文同非凡的笔墨功力和对竹的深刻的理解。

画竹必须先爱竹，爱竹必先由观竹而起，观竹则必须亲自养竹，文同即是这样的。据说他在洋州时曾在居处遍植竹林，经常以竹为伍，细心观察竹的不同形态，观察竹在晴晦雨雪等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变化，做到“胸有成竹”。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“有成竹于胸中，则笔墨与物俱化”，只有通过观竹、爱竹以及对竹的充分理解，执笔时才能不期而然地将胸中之竹纳入毫端，这正是文同墨竹出神入化的原因。

广东省博物馆亦收藏有文同墨竹一轴，章法笔法与本幅基本相同，但幅面稍大，左下方并有“与可戏墨”四字款。或认为古人作画同一构图连画数幅也是常事。